引言
年1月15日，让·雷诺·盖尔蒙普雷医院实施了法国首例冠状动脉扩张术。一位四十七岁的女病人患上了引发顽固性心绞痛的前室间动脉近端狭窄。面对并发症的危险，当时有必要进行应急性的心脏外科手术：法医院中等待，一位外科医医院也随时待命。
做扩张术是比较艰难的，因为在注气期间，动脉可能会破裂。当时的手术器械还不像如今这样完备。但是，两个小时之后，病人情况良好，既不需要医疗急救中心，也不需要巴黎外科医生的帮助。二十年之后，女病人依旧十分健康。医院团队与盖尔蒙普雷成功实施了首例冠状动脉扩张术。随着手术器材的改善，扩张术已不再那么危险，而成为一种常见的手术：法国年均完成超10万例扩张术。
年，克里斯蒂安·卡布罗尔和伊哈德·冈德巴克什实施了全世界首例心肺移植手术。年3月，亚历克·医院让·阿卡尔的科室内实施了欧洲首例二尖瓣扩张术。世界上首例二尖瓣扩张术是在年由日本人井上完成的。亚历克·瓦哈尼安被认为是这一领域的权威，因为他成功实施了世界上最复杂的经皮二尖瓣瓣膜成形手术。年，阿兰·卡彭铁尔实施了首例人体心肌成形术。
20世纪70年代，阿兰·卡彭铁尔意识到了寻找动脉管道以取代隐静脉的必要性。他将注意力放在桡动脉上，但结果却令人沮丧，原因在于其内部存在大量的平滑肌，从而导致此动脉经常发生血管痉挛。直到年，克里斯多夫·阿卡尔才重新实施了这一搭桥手术。另外，克里斯多夫·阿卡尔首先完成了二尖瓣同种移植手术；自年至今，他已经完成了一百多例手术。
在保罗·巴拉甘的手术之后，20世纪90年代中期，玛丽·克洛德·莫里斯研制出了有效的抗血小板治疗法，即将阿司匹林与噻吩并吡啶药物相结合，从而避免了使用支架时心脏的再狭窄现象。年，菲利普·曼纳斯实施了首例心肌内部肌细胞自体移植手术，这些细胞将会控制和加强心脏肌肉的收缩。20世纪80年代初，罗伯特·弗兰克和盖伊·方丹在让·医院推动了电灼疗法技术的发展，电灼疗法技术在于将去纤颤器的能量作用于电生理学导管之上，它为射频消融术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这一疗法最初常被用作希氏束的选择性破坏，后来多被用于因室性心动过速而引发的顽固性疾病的治疗上。年，盖伊·方丹因发现了“致心律失常性右室发育不良”这一疾病而闻名于世。外省大城市的心脏病学中心也同时在进行。此处仅介绍外省六个世界级医学中心的进展情况：年，保罗·普埃奇和亨利·拉图尔在蒙彼利埃，借由一个一端带有电极的导管，首次实现了希氏束电位的记录。此举为年谢拉格的希氏束研究开辟了道路。
年，波尔多的外科医生弗朗西斯·丰唐首次提出单心室的修复设想。正如我们所知，年，在图卢兹，雅克·普埃尔首次将支架置入人体内。在鲁昂，阿兰·克里比耶实施了经皮主动脉瓣置换术。这是一项大有前途的技术，目前正在一些中心内进行评估。年，塞尔日·卡佐和菲利普·里特设计出了一种双心室传感起搏器，以便维持左心室的再同步，用于治疗药物治疗无效的心力衰竭病症。这两个人都是让·克洛德·多伯特的学生。可以说多伯特在鲁昂建立了一个真正的盛产心律学科专家的苗圃。
年开始将射频消融术用于治疗心房纤颤。年，米歇尔·海查格尔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促使这一技术蓬勃发展。他在文章中指出，在94%的病例中，纤颤起源于肺静脉，因此提议对病人实施区分治疗。此外，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法国首例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是在年由里昂新教诊所的阿兰·锡斯特龙和丹尼尔·吉尔梅实施的。用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话来说，我们所经历的年的地中海和人类的历史促使我们“从现今时代的焦虑与不安出发，去追问过去”。
尽管如此，这种举措仍有一定的风险，要么被选取的历史素材建构了历史自身的真实，要么过去被利用做了伪证。血液循环的历史为本书最初提出的两个热门问题，即促进科学发展的因素以及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些思路。其中，我们发现主要有三个因素：政治、自由和理性。政治，在于君主。与个人化的、在国家贫弱时期也能进行的艺术创造不同，科学生产是一种高度依赖政治权力的集体劳作。
没有君主，便没有科学。君主是决策者，他制定政策，吸引各地的精英，为他们提供工作的器械和环境。所有开明的君主都有自己的人才苗圃：托勒密·索戴有亚历山大图书馆，库思老一世有贡德沙普尔大学，阿拔斯王朝早期的哈里发，比如阿拉伯医学黄金时期的伊本·阿尔·马蒙、罗伯特·吉斯卡尔和腓特烈二世有萨莱诺学院，智者阿方索十世有托莱多翻译学院，威尼斯总督有帕多瓦学院，拿破仑·波拿巴则有巴黎学派。
相反，蒙昧又强权的君主则会扮演相反的角色：泽农关闭埃德萨学院，查士丁尼一世则关闭了雅典的柏拉图学院。政治一旦发挥作用，便会促使苗圃中的自由精神在师生关系中迅速生长。这种师生关系会创造出一种知识动力，并对后来者起良性的影响作用。帕多瓦就是一个极佳的证明。血液循环的理论在这所自由风气盛行的大学里发展，绝非偶然。相反，过于统一的管理，最终必然会扼杀创造活力。
不仅要工作的自由，还需交流的自由。因此，必须开放国家边境，以便吸引人才，摒弃宗教和民族成见。科学的重大时刻都发生在拥有各国学者的社会里：托勒密时期的亚历山大城、阿拉伯时期、诺曼底国王统治下的意大利南部、阿方索十世统治下的托莱多，以及帕多瓦。理性是科学思想的基础。科学的冒险始于古希腊时期自然主义哲学家提出的关于世界最初的理性问题。
公元8世纪，阿拔斯王朝早期的哈里发对于理性的支持，成为阿拉伯科学黄金时代之前的一个重要阶段。相同的现象发生于11—12世纪的拉丁基督教国家，原因是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回归以及科学与神学的分离，这是西方科学思想出现的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今天医学繁荣，同时达尔文进化论在美国被Intelligentdesign的某些支持者所质疑，回顾一下理性之于科学进步的重要性由此显得十分必要。
然而，仅有理性还不够。它有时会为一种在逻辑上无懈可击、却与真理相去甚远的教条主义系统所驱使。为使理性孕育出科学发现，应通过观察和实验来对其加以检验。心脏病学的历史促使我们将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进行比较，比较它们与科学的关系以及它们对于现代性的适应能力。自一开始，基督教便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限制了科学的发展，因为当时关于上帝的知识要优先于关于现实世界的知识。
基督教以一种极权的态度，对过去一概不认，否认古人的遗产，并因此阻断了科学的传承。12世纪，基督教一改往日作风：伴随着亚里士多德学说在西方的回归以及与古希腊异教徒遗产的重新连接，它重新确立了理性思想。伊斯兰教在年代上呈现的逆向发展，恰与基督教形成镜像。自一开始，它便经由叙利亚人和波斯人，吸收了古希腊思想。同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诱发了穆尔太齐赖派理性思潮的诞生。
结语
这种对于古希腊思想迷恋的酬报便是科学在伊斯兰土地上长达五个世纪的繁荣。但是，塞尔柱的入侵迫使伊斯兰教变得墨守成规，自由的思想也从此失去了庇护者。这是理性主义探索在伊斯兰教中的终结以及热衷思考传统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