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春华整理陈文晶
我选了卫生系，就是日后的“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医学”，要学三十几门科目，光化学就有七门，出来就是个小专家
年5月，我家来了几位身穿军装、牵着马的男人，他们笑着进门和我姆妈说，“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宁波解放了。”
那一年，我三岁半，上头有三个姐姐、三个哥哥。因为解放了，我比姐姐们幸运，没有因家里供不起学费而辍学，或者早早工作。作为一个普通家庭的幺妹，我努力学做姆妈眼里的“笨鸟”，从农村飞到省城，又从省城飞到了上海。
年我初中毕业，考取了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预科班，本以为预科升上去会比较容易，没想到考试极其严格。我们全班42人，只有4个考上了，我是其中之一。
那时候正是“大跃进”后期，加上自然灾害，国家非常困难，但大学学费还是免的。那八个字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我至今记得。
志愿是我自己选的，有三个选项：医疗系、卫生系、药学系。我选了卫生系，就是日后的“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医学”（简称预防医学）。要学的科目有三十几门，光化学就有七门，还要学物理、生物、生理、解剖、组织胚胎学、病理学、临床学（内、外、妇、儿）、流行病学、统计学等等。
当时学制是六年，学出来就是个小专家。好在姆妈老对我念叨“三早抵一工”，早上六点我一定起床了，这样学习的时间就多了。
我耳边的背景音乐慢慢变轻，最后消失了。人也变软，最后瘫在地上，但内心始终有个声音：不能倒下，不能倒下，你还要做手术的
毕业前的临床实习期，我跟着指医院实习，每期两到三周。这是从医学生变为医者的重要一环。
医院内科实习时，我分管的病床有一位急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她是复旦大学的年轻教师，病程已接近生命晚期了。一天，既在预料中，又十分突然，她永远闭上了眼睛。很快，她的先生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赶来了，在她的病床前痛哭。我竟然也跟着大哭了起来。
旁边的病人和其他医生过来劝我，“你不要哭了，你是医生啊！”我想也是，我是来减轻病人的痛苦，挽救病人的生命的，哭解决不了问题。内心的柔软应该有，但穿上白大褂，你就是生命的守护神，这才是我肩负的使命。
每个医生不是一出来就是大医生的，一定有个心理上、生理上、技术上的成长过程。我除了一次哭，还有一次晕。
那是我第一次当副刀。当主刀在病人阑尾处划拉一个口子，血涌出来。一看到血，我耳边的背景音乐（手术时会放轻音乐）慢慢变轻，最后消失了。人也变软，最后瘫在地上，但双手依然保持举着的姿势，内心有个声音提醒自己：不能倒下，不能倒下，你还要做手术的。
一分钟后，我站了起来，重新换了手术服和手套。最后手术非常成功，主刀还问我，“你是不是以前做过阑尾切除术？”其实我只是在脑海里反复排演手术过程，每个环节需要哪些手术器械，我都有谱的。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晕血症”。后来看到血，我再不害怕了。
医院报告了不明原因的病例，症状是发热、少尿、肾损伤，而且多地发生。经过分析比对，我们很快确定是流行性出血热
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我年才毕业。那时国家包分配，我们南方的大部分学子要去大西北、大西南，我被分配到陕西户县。
离上海多公里啊，坐火车要26个小时。我和五六个同学一起出发，火车经过河南时，有个同学哭了。往窗外看去，是一片黄土地，像狼牙一样，一拢一拢的，不长半点绿色星子。其他同学也跟着哭了。我没有哭。
医院妇产科工作，干得最多的是计划生育的活儿，那时候的口号是“一个不少，两个正好”。
后来，卫生局调我去防疫站工作，还任命我为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主要防治流行病和地方病。这下，大学里学的统计学派上用场了。我整理了当地的流行病学档案，近三年的资料整理了厚厚一本。省里的防疫系统还组队来参观学习这个档案的编制。
我第一次面对的疫情是流行性出血热。当时全国已经建立起疫情报告制度，医院报告了不明原因的病例，症状是发热、少尿、肾损伤，死亡率很高，而且多地发生。经过分析比对，我们很快确定，这是流行性出血热。
因为户县、汉中等地靠近秦岭种水稻，田鼠较多，成为传染源。当地农民住的多是土坯房，与老鼠接触可能性大，尤其是伤口接触带病毒的老鼠排泄物，或吸入老鼠体表寄生的螨虫。我们立即组织各村卫生院，还有下辖的各个赤脚医生驻点，开展“群防群治”。
怎么防？就是杀鼠除螨，对房前屋后、田间地头进行大面积消杀，投放饵料和老鼠夹，同时要求村民一旦出现症状，及时报告，确保早发现、早治疗、早控制。这种病没有疫苗，但只要不接触老鼠及其排泄物，就不会被传染。
民间叫“打摆子”的疟疾也是预防重点。这个病发病率高，死亡率高，主要通过蚊虫叮咬传染，预防和治疗的药就是氯喹。因为有针对性的药物，疟疾在陕西很快得到了控制。
百白破、小儿麻痹、麻疹、霍乱这类流行病的消灭，则依靠生物制剂，就是疫苗。防疫站的工作就是做到疫苗应种皆种，不落一户，不落一人。
那几年，我深感防疫站的重要，对保障农村人口健康的作用非常大，实质上也是农村脱贫、脱困的重要一环。
李局长说，“春华，你的工作很出色！真没想到你一个南方姑娘，能在我们大西北干得这么好”
我们的工作多在农村，为了方便下乡调查，站长给了一辆28英寸的男式自行车，当时算是先进的交通工具。
但这么大一辆车，我有点发怵。大学里在操场上学车，我的自行车会对着足球门框直撞过去。现在在农村，路更小了，旁边还有水沟，我好几次跨不下车，连人带车翻到沟里去，只得到农民家的炕上捂干衣服。
当地人特别热情，炕上问得最多的是“你多大了？有对象么”。我如实回答，结果对方问得越来越多。后来，我得出经验，一律四段式回答：“结婚了”“娃也有了”“男娃”“我妈带着”，这样总算免去了不必要的尴尬。
经过田间调查和与农民的交往，我们获得了宝贵的地方病防疫资料。在久居山间的农民中，很多人脖子上长了瘤子，有核桃大的，也有拳头大的，甚至有脸一样大的。我们查了很多资料，查明这是地方性甲状腺肿，与内地山区远离大海，土壤和水质中含碘量不足有关。
我当即起草了给当地县委的报告，一共两页纸，建议在户县建立含碘食盐加工厂，大力推广含碘盐。
厂子马上办起来了。一段时间后，当地因缺碘引发的大脖子病得到了有效控制。
有一次，卫生局的李局长找我聊天，他说，“春华，你的工作很出色！真没想到你一个南方姑娘，能在我们大西北干得这么好！完全打破了我对南方姑娘娇气的印象啊！”
不光李局长，当时大家都这么夸我。其实我做的都是我应该做的事情，祖国和人民培养了我，让我这个普通人家的幺妹能有大学上，能学到真本领，我就应该拿自己的所学所为，报效国家和人民。
我看产妇的出血量实在太大了，撸起袖子，徒手进行胎盘剥离。一番“血战”过后，终于保住了产妇的命，也保全了她的子宫
年，我结婚了。丈夫是二哥介绍的，人很实在。但我在陕西，他在安徽，长期两地分居不是办法。我们商定由我调回去，安徽那边接收的单位也落实好了。
我和卫生局的李局长谈，心里有点复杂，工作舍不下，但是小家也舍不得。李局长的两句话，我一辈子记得，他说：“春华，你在这里的工作，我们都看到了。你干得好，我不放，于心不忍。”“到新的地方后，你如果不顺心，写信给我，我再把你调回来。”
我的新岗位是安徽医院。厂子不小，有多人，医院也有10多名医生。我被分在内科，但是妇产科、外科，有事我也能顶上。化验室的医生还给我留了把钥匙，她不在时，我也可以检验血常规和肝功能。
真要感谢上海一医大，给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很多活儿我都拿得起，连疑难杂症的难产，我也能帮着解决。一次，有个“二胎”妈妈产后大出血，子宫迟迟不收缩。一问，原来生第一胎时也发生过类似情况。
我看产妇的出血量实在太大了，果断撸起袖子，徒手进行胎盘剥离。这才发现产妇的子宫右上侧有一个小的附子宫，里面有胎盘残留，难怪子宫一直无法收缩。
一番“血战”过后，我满身血污，但我终于保住了产妇的命，也保全了她的子宫。
我刚生下孩子五个月，还在哺乳期。我想也没想就抱起奄奄一息的小婴儿给他喂奶
年11月的一天，我值夜班，来了一个衣着单薄的男人，看样子是山里的农民。他手里抱着个襁褓，嘴里连声说，“医生！医生！快看看我的小孩还有救吗？”
凑近一看，小婴儿蔫蔫的，体温用温度计都测不出（体温计最低刻度是35℃），再测心跳，每分钟70都不到。我用手指头碰了下小婴儿的嘴角，小家伙微微张开了嘴。太好了！还有救！
很巧，我刚生下孩子五个月，还在哺乳期。我想也没想就抱起奄奄一息的小婴儿给他喂奶。小家伙慢慢地吸吮起我的乳汁。喂好奶，我给他裹上毯子，旁边铺上热水袋。
但婴儿的心率还是太弱了。我决定用阿托品。阿托品能提高心率，但过多则会造成心动过速，所以计量一定得精准。我用的是最保险的办法：鼻腔滴入。我用阿托品加生理盐水，以1:20的比例装进眼药水瓶，每隔一段时间，给小婴儿的鼻腔滴一滴，同时严密观测心跳。
第二天早上，我又喂了一次奶。这次，婴儿的体温上来了，心跳也调整到以上，度过了危险期。
过了一周，那位父亲又来了，带来了一篮子鸡蛋，说要感谢我救了他的孩子。这个我不能收，姆妈从小讲“良心要摆在中间，不能长在胳肢窝下”，医生如果收了病人的回扣或红包，良心迟早要长歪的。
我把鸡蛋分给其他同事，再按市场价给他钱。刚开始他不肯,我就装作生气的样子，说：“你不收，我下次没法看病了。”他最后收下了。
那个小婴儿要是还在的话，今年应该有48岁了。
一个个伤者需要立即动手术，但没有手术室。我趁着没有余震的时候，冲进坍塌的库房。很快一个10多平方米的帐篷搭出来了。拉上电灯，就是一间临时手术室
我骨子里有种“眼红病”，不是羡慕别人穿金戴银，而是羡慕别人比我点子多，比我聪明。在医院干了两年，我觉得所学的知识不够用，向领导提出继续进修，领导最终还是同意了。进修医院内科，为期半年。
去了没两个月，唐山大地震发生，那是年7月28日。医院组织医疗队去应急救援，我是进修医生，可以不去的。但我觉得身体、能力可以，我也报名了。那时候我儿子2岁，婆婆说她来帮着带。就这样我又一次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我的包里装着配发的三包压缩饼干，三块大头菜，还有一把军用水壶。火车接近唐山时，我看到旁边换下的铁轨像蛇一样，弯弯扭扭的，厂房的三角形钢顶整个塌在地上，还有成片倒塌的民房，一片废墟。
我们到达增援点迁西是晚上六点。一大批伤员已医院的露天场地上。当晚我先值班，其他人先吃饭。
6点20分，余震来了，我正在外面查房，连忙大声说：“大家不要紧张，医院，不会有事。”大概是我语速太快，透着一丝紧张，竟然有个声音反过来安慰我，“医生你不要害怕，我们这里经常余震的。”
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好笑。但当时我看到一个个伤者，哪里还笑得起来。一个小男孩，六七岁的样子，父母都死了，自己膀胱破裂，尿液从肚子里流出来，但他没有哭。还有很多这样的对话——“你家还有几口？”“两口。”“很好很好，我家就剩下我一个了。”
人们相互安慰，相互鼓励。我感觉经历过大地震的人，心态会有很大的变化，多数人是越来越坚强的。
一个个伤者需要立即动手术，但没有手术室。手术室一定要做到无菌。我趁着没有余震的时候，冲进坍塌的库房，竟然发现有缝纫机，还有清洗过的一叠床单。我赶紧拖出缝纫机和床单，在广场上自己做帐篷，我在上海时就给姐姐的孩子们做过衣服。
很快，一个10多平方米的帐篷搭出来了。拉上电灯，就是一间临时手术室。
我们一台台手术接着做，消毒器械是拿蒸汽锅一个个消毒的。膀胱缝合术算简单的，还有脊椎手术、骨科手术……一个月下来，我们医疗队救治了将近一百名重伤员，小手术不计其数。
快要回上海时，医疗队开了一场送别会。我和睡同一张小床的李玉花，合作朗诵了一首诗，记得最后一句是“待到山花烂漫时，风景这边独好”，写的就是唐山人民不惧大灾大难的精神面貌，对震后建设新唐山的信心。
作为医生，尤其是预防医学的工作者，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提高了很多人的生命质量，我真切感受到生命是多么顽强，也深感自己职业的神圣
半年的进修非常快，我按期返回医院。这时，安徽省科技工业办公室听说我是卫生系毕业的，要借我到卫生处。卫生处管医院，34个卫生所，多张床位。我去主管工业卫生，负责对有毒有害工种的职业病防护。
当时，国家搞“三线”建设，生产车间马力开足，劲头很大。但问题也来了，车间粉尘过大，还含有苯、三硝基甲苯（TNT）、汞、矽尘等有毒有害物质，一些工人血液指标中的白血球开始下降，肝脏也出现损伤。
我立即与同事组建实验室，测定车间里的粉尘和气体浓度。大学里学过的分析化学派上用场了。我们用采样管，抽取一立方的车间空气，检查出各物质的含量，如汞含量、TNT含量，就可以推算出整个车间的总含量。
对此，我们制定了规章制度，要求车间苯、汞、矽尘等浓度必须在标准以下，同时要求工人们必须佩戴口罩，控制工人的最长劳动时间，特殊工种下班前必须全身清洗。
就这样，厂子里的人都知道工作场所的空气不好也会得病。职业病还纳入了安全生产部门的监管范围。
当地还有一个预防医学界的经典病案，就是新生儿中毒性黄疸型肝炎病例。新生儿生下来几周内相继出现病理性黄疸，这些黄疸儿有一个共性，都用牛皮纸当尿布隔层。
牛皮纸是当地生产TNT炸药的原料包装袋，吸水性好。当地人从厂里捡回来，稍微抹一抹，就用来当尿布的夹层。其实无论再怎么清洗，牛皮纸都含有相当量的三硝基甲苯，直接接触小婴儿的屁股，等于是皮肤在吸收毒药啊。
好在病源找着了，切断源头，新生儿黄疸很快消除了。
有了这个前车之鉴，我们对TNT、苯等危化气体的浓度检测特别重视，同时建议工厂安全技术部，禁止有毒有害包装物外流，必须统一集中回收。
我在工业卫生处，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在此期间还参与了专业知识的培训和教案的编写。我的授课因为真实案例多，理论联系实际，听课的学员从不打瞌睡。
我的名字“春华”是我二姐取的，说是去小学报到那天，看见路边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春天的秧苗，秋天的果实，就叫我“春华”吧。
现在想来，这名字起得挺好的。这么多年，我作为医生，尤其是预防医学的工作者，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提高了很多人的生命质量，我真切感受到生命是多么顽强，也深感自己职业的神圣，这些于我都是春华秋实般的收获。
本文来源：杭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