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声
陈牧
陈牧
年5月生于云南临沧。曾获第十五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有作品见于各文学期刊。
元宵那天，他决定搬到年轻时居住过的邻市。“房子已经找好了，我住过那个公寓的。”其实他不必征得谁的同意。亲戚们随口应了几句，接下来仍旧喝酒、聊天。因为恰到好处的烛光，客厅里挂的两张黑白照片也显得一派温馨。他忽然想到，这很有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后一件大事。他反倒因此释然起来，隔天早早到达车站。进入邻市地界时太阳刚升起不久，高速公路的电子屏提示市博物馆即将重新开放。
他回家时遭遇大雪，航班延误。六点时终于起飞，昆明的*昏仍然亮如白昼。他昏昏沉沉睡去，原以为只过了十分钟，醒来时飞机正在下降。失重感令他心脏不适，他暗自捏紧座位把手。邻座神经质的男人站起来，非要确定自己预先准备的羽绒服有没有放进旅行包里。他往窗外一看，缓慢掠过的风景返还到他心中，他重又想起那些平原和人造光线的结构，稍加想象，便能置身到那种冷空气中。他闭上眼睛，首先想起的居然是长水机场仿傣式建筑的航站楼的金顶，随后是宁城某个早逝的英俊青年，饭馆里养的孔雀。它们最终变成异国情调的壁画，尽管在三个小时前尚还亲切可感。开机后孙邵的短信首先跳出来，说自己无法及时赶回，很抱歉。最后另起一行：阴阳畅达，关津无阻。
现在他又回到这里了，路人行色匆匆，偶尔从围巾里传出两声闷咳。他想象这其中或许混杂了结核晚期病人，而他几乎能通过咳嗽声判断有哪些并非本地人。公寓和从前相比没有太大变化，只是一到三层的穆斯林餐厅翻新过了。曾经照料过他的房东问，你是？他想了想，回答说，半个月前联系的那个，随即报上名字和电话号码。房东说，哦，有三个人都跟我说年后就搬过来，你们应该说得具体一点。搬家公司的车很快也到了，他用一个下午清扫整理完房间后，扔掉了那束傻气的百合花。
他的行李大部分是书，除此之外是几沓笔记本，杂志社寄来的样刊。他翻开其中一本笔记本，里面有一些临时想起的小说片段，某一页抄了一句：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To：”冒号后面什么也没有。他想得起抄写时用的钢笔型号、购买墨水的店铺，甚至在看到唯一抄错后用二重线划掉又订正的那一处时马上反应过来，那是因为他在那一刻分神想到了一个人。或许与本该出现在冒号之后的人是同一个，一个对当时的他而言知名不具，且有信心在日后重温与其之间的一切的人。样刊来自某个文学杂志，刊登的是两篇他刚到宁城那两年写的小说，要么是以反讽腔调写下的“虚构王国里的故乡”，要么是那种动物寓言集。小说之后是作者访谈。他那时早已熟谙那种必要的车轱辘话（有学者盛赞他是写小说的人中学术素养最高的），看到标题时他却仍感到一阵愤怒——“我是一个北方人”。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他想。因为这个醒目的口号，那一年甚至有当代文学的在读研究生在论文中表达了对他的失望和不满，批评他移居西南后的“东方学视角”。其中一些语句堪称刻薄：“他的痛苦，甚至他观看到的他人的痛苦，最终只成为他的装饰物，他是如此精于打造自己的身世，活着时的每一个决定都像在安排后事。尽管这种矫揉造作不乏动人之处，但我们必须警惕，它或许只是现代主义症候的种种面相之一——这并不意味着用理论去阉割文本，而是他的小说实在未敢逾越‘雷池’一步。在此我姑且提出一个诛心之论：他的小说正是在各种二道贩子转售的现代主义理论下编织出来的。”访谈附上的照片实际上拍摄于日本，他还在读博，孙邵已经工作多年，请了年假去找他。他们险些错过新干线，但还是顺利到达岚山。他冷得直跺脚，孙邵拍下他失神的一瞬间。他想到京都的秋天，几乎是浩浩荡荡的，之后径直进入寒冬。宁城的秋天也是如此，但秋意大厦将倾后，不下雨时仍旧是高温天气。山路边芦苇成片，雾青色的山脉重重叠叠，下午四点蓝得令人晕眩的天空中有一轮周正得过分的月亮。他想到去岚山是一次愉快的出游。
已经是三月了，虽然每隔几天仍有小雪不期而至，但气温整体不断回升，令人在白日里昏昏欲睡。他正着手进行的一个小说，原以为会很顺利，但整整一个星期过去了，他还在同一个地方迟疑不决。精力已经大不如前，又是这样的天气，他常常写上两个小时，就趴在桌上睡着了。更确切地说，是徘徊在半梦半醒间，看到许多词语散落着，发着红光，带着低烧的温度，却无法被正确读出。最初还能提供半小时兴奋的咖啡彻底失去效用后，他搞到了一种药。第一次吃时，他被过快的心率弄得无所适从，在房间里不停踱步。又尝试了几次，他最终学会负担那种兴奋的强度。
但药效很快就会褪去的预感总是令人沮丧，因为之后将是更大的茫然和疲惫。而他似乎也习惯了，每一天恭恭敬敬，等待那个时刻来临。在来临之前只是枯坐，有时不自觉做出一个动作，手掌猛地向上，仿佛为了从空中摘下一个石榴。就像今天，他站在窗边，看见玻璃窗上糖霜似的污渍，窗外的建筑群因其稳固、真实而显得更像海市蜃楼。河流刚解冻不久，水流湍急，大量冰块相互撞击，流向北边。几个穆斯林正通过河上的桥，结伴前往离这里两条街远的清真寺礼拜。他想起小时候，每逢重大节日，他也常做出“阖家平安”“梦想成真”之类的祈祷。那位由他创造、又在其成年后迅速遭到丢弃、尚无名讳的神最近又回来了。在最难熬的傍晚，他会从某个世界尽头开始为他跋涉，来到他身边，告诉他可以重新呼吸，不会再有谁为他的呼吸定罪。然后六点的钟声响起，晚饭时间到了。他如获大赦，快步下楼，穿过热闹的人群时，感觉自己即将消遁在暮色中。
孙邵打电话向他确认今晚是否有空。实际上这无需确认，但孙邵是那种对相知多年的故交也保持着礼貌和距离的人。他更年轻时曾经愤怒地指责孙邵对社交和私交的态度不加区分，但这后来成为孙邵身上最令他艳羡的品质之一。更何况他是如此擅长辨别自己对一个人的特殊性。
他们认识将近三十年。孙邵在小学五年级时转到他的班上，他当时正跟后桌打闹，一转头看到一个瘦弱的陌生男孩站在讲台上。陌生男孩说：“我叫孙邵，是从昆明转过来的。”这句自我介绍来得太过突然，以至于前排有人带头鼓掌时，其他人并没有跟上。孙邵似乎觉得自己还有义务再说点什么，便补充道：“在这里的对角线上。”这句补充显然十分糟糕，班主任赶紧圆场，给孙邵安排座位。他后来回想，他可能是第一个反应过来孙邵是在描述昆明地理位置的人，而他认为这个说法新颖有趣，所以才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对这个转学生无比热情，甚至力排众议让他加入了他们的少年帮派。
他过去常跟孙邵说，我觉得我们的成长是反过来的。孙邵曾经是那个木讷腼腆、发不好后鼻音、生日聚会时坐最边上的男孩。他的生日在腊月，晚上八点，外面是漫天大雪。他等不及扶稳那个脆弱的*，就去把礼物一一拆开。孙邵送的是那种雪花水晶球，切蛋糕的妈妈率先笑了起来。孙邵不安地看向他：“我以前没有见过雪。”而他曾经是小团体的头目，班上最受欢迎的小男孩，却变得越发沉默寡言，像个懦弱的暴君，不开口只是为了掩饰其口吃的事实。孙邵则在高中时猛地蹿个儿，最终比他高半个头，不算健壮，但不再是南方人的那种瘦削和弱不禁风；不算白皙，但面容堪称英俊，本科毕业后在一家外企混得如鱼得水。
“七点以后都可以的。”他回答。他们上一次通电话，是在他从早稻田的博士课程中途退学时。他跟一个学古典文学的胖子走在路上，听对方喋喋不休汉文训读的优点。“不像英文一样会损害古汉语的美。”胖子说。说完又开始讥笑教授：“六十年代留学法国，因此向往中国，到了之后说那不是她想象中的中国——我的天哪，我可以想象她人生的每一步。”接着向他投去意味深长的一瞥。他忽然觉得一切是如此无法忍受，他当下的心情接通了某个更深的隐疾，如果不做点什么很有可能会口吐白沫暴毙。他先想到的是黑帮片的姿势，随后回忆起小学那些儿戏似的群架中出拳的速度和力量。他向胖子挥出拳头，他说：“闭嘴吧，猪猡。”胖子不甘示弱，迅速回击了一拳，他右眼的镜片被砸碎，向后踉跄几步后摔倒在地。这场突如其来的架就此停止，他站起来整理好衣襟走开。面对路人疑惑的目光，胖子夸张地耸耸肩，说：“他精神崩溃了。”
离开日本前一天，他下楼买水果时给孙邵打了一个电话，笑嘻嘻说完打架和退学的事。东九区下午七点，周围正在暗下来。那是他换上新眼镜的第一个晚上，夜色重又变得清晰。
“我在驾校的教练车上，”孙邵说，“今天第十八次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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